漢斯·利滕，今天的人們之所以記住這個名字，很大程度上是因1930年發(fā)生在德國柏林的埃登舞蹈宮案。該案是納粹黨沖鋒隊制造的一起刑事案件，案情本不復雜，但此時納粹已如日中天，其重要激進組織沖鋒隊無惡不作，民眾人心惶惶。1931年，沖鋒隊員已達26萬人，及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，數量更是超過國防軍，且“沖動和無恥是他們的信條”。極具諷刺意味的是，由于暴力頻繁，同時預感沖鋒隊對自身權力構成威脅，1934年，希特勒最終“血洗沖鋒隊”。

為了揭穿納粹的暴力本性，1931年5月，27歲的律師漢斯·利滕將法西斯黨魁、42歲的魯道夫·希特勒逼上了證人席，并與他質證了3個小時，令希特勒當庭丑態(tài)百出。自那以后，希特勒不允許在面前提到漢斯·利滕的名字，他上臺后，更是將利滕作為首批投入集中營的囚犯之一。1938年2月5日，在受盡黨衛(wèi)軍5年的折磨后，利滕自殺離世。

同時代的德國著名律師和記者魯道夫·奧爾登曾稱贊利滕“是德國律師協會的一位‘英雄和殉道者’，他寧愿犧牲自己的性命，(也要)保護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接受委托時獲知的秘密”。“律師們的利滕”之說因此而來。

利滕與希特勒的法庭交鋒并不是一時頭腦發(fā)熱，更非博一時之名?！袄鴵碛刑貦嗟娘@赫出身”，父親弗里茨是哥尼斯堡大學的校長。按照父親的愿望，利滕放棄了深愛的文學而走上律師的道路。以其家族背景，利滕畢業(yè)后無論是選擇從政還是從商都應該有著光明的前程，“或許不會受到納粹的迫害”。一開始接手民事官司的利滕，業(yè)務常常忙不過來，收入方面也還可觀。但他最終“選擇成為一名猶太人”，“想要同受壓迫者站在一起”。利滕的這一選擇既出于他的職業(yè)道德，也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。這一選擇也顯然與日益強大的納粹勢力格格不入，從而也為利滕的命運埋下了伏筆。

作為“律師們的利滕”，除了敢于直面任何強權的勇敢外，法庭內外的利滕，充分展現了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職業(yè)素養(yǎng)。希特勒之所以肯出庭作證，是因為正致力于取得國家領導權力的納粹黨，正大肆宣傳將以合法手段贏得政權。而沖鋒隊因街頭暴力頻頻引發(fā)流血沖突，4名沖鋒隊員致2名工人死亡的埃登舞蹈宮案只是其暴力的鐵證之一。圍繞這一案件，利滕并沒有大打感情牌，而是基于當時的法律框架，“循循善誘”，引出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印發(fā)鼓吹暴力的小冊子，將希特勒逼到自相矛盾境地。雖然希特勒理屈詞窮，但“帝國最高法院判決書”認為，利滕在法庭上的那些提問“與本案無關”。

法庭上的利滕充分展現了自己的膽識和智慧，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令后來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出了次丑，還在于利滕借助這起官司，通過法律途徑揭露了納粹黨的真面目。利滕的行為，捍衛(wèi)了當時律師界殘存的尊嚴和榮譽:他既是那個時代律師的道德高點，也是捍衛(wèi)法律底線的堅強戰(zhàn)士。他并非察覺不出納粹黨迅速發(fā)展、未來不久可能掌權的大形勢，也并非完全不知這樣令希特勒出丑后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。當各種后果接踵而至時，他就像一位義無反顧、視死如歸的勇士，堅決拒絕接受家人和朋友關于逃離德國的勸導。

埃登舞蹈宮案成就了利滕的律師聲譽，這也是他人生乃至他家族命運的巨大轉折點。無論古今，越是巨大的榮譽，往往越是意味著難以想象的艱辛。此案過后，除了利滕本人后來身陷囹圄備受折磨，他的家人也飽受打壓，父親不得不提早退休，“這起案件(還)導致了父子之間的決裂”。更令人汗顏的是，戰(zhàn)后當母親伊姆加德回到聯邦德國后，“對許多人來說，伊姆加德就是一個叛徒”，而“政府拒絕從她丈夫的大學養(yǎng)老金中為她發(fā)放遺屬撫恤金”。

英國廣播公司(BBC)在2011年拍攝了一部電視電影《盤問希特勒的人》，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歷史學教授、曾經的律師本杰明·卡特·黑特撰寫的《質問希特勒把納粹逼上法庭的律師》，均以埃登舞蹈宮案的審理為核心。

著名法學家江平曾認為律師應有三種境界，即有高度責任心，有社會良心，有歷史使命感。倘以這三條標準去審視利滕，想必不難判斷那3個小時法庭辯論所蘊含的偉大意義。